看不見的危機-晚婚、少子成趨勢

電視偶像劇《敗犬女王》走紅台灣大街小巷,將演員阮經天、楊謹華捧得如日中天,也讓一般大眾更加認識「敗犬女王」的社會現象。

然而,當我們平心靜氣思考這「敗犬現象」的政經、社會因素,恐怕就不會如同看戲劇般的輕鬆與寫意。近來,在經建會最新的研究報告「台灣地區兩性婚姻趨勢分析」指出,女性初婚年齡,從民國九十年的26.4歲,
遞延至民國九十六年的28.1歲。而在25歲到29歲的女性,有配偶的比率為32.15%,換言之,十位適婚單身女性,多達七人未結婚。

此一數據,與南韓的49.55%、日本的39%有配偶比率相比,台灣女性的晚婚遠勝其他鄰國,而隱隱形成看不見的危機。

反觀台灣男性,在初婚年齡上,從民國九十年的30.8歲,遞延至民國九十六年的31歲,看起來這六年間雖只延後了0.2歲,但卻隱含著中、南部男性可能藉由尋找外籍配偶以提升結婚比率。

從該報告中進一步的數據資料顯示,在30歲到34歲的男性,100個單身適婚男性,多達55人未結婚。這些數據在在顯示出對台灣未來人力結構的衝擊,不僅是婦女延後懷孕與生產、新生兒出生降低,更使台灣人口結構趨向老年化社會,退休年齡往後延遲。

此外,「敗犬」現象除在女性群體中盛行,也在男士們身上可見一般。當我環顧四周身旁的親朋好友,沒結婚的男、女有的引頸企盼、有的早已死心,但共通的想法均是,找不到可以相互扶持的另一半,那就過好現在的單身生活。探究其因,政經因素恐推首位,其次是企業組織,最後則是個人因素。

【政經因素】

在經建會的報告中,所提供的建議是,政府如能增加婚育政策誘因,鼓勵適齡結婚以提升有偶率,則生育率會緩步回升。同時,政府應思考如營造家庭環境,改善生活品質及提升適婚年齡青年結婚意願。這些建議看似務實,但卻缺乏具體的實踐目標。以青年成家最大的考量,就是能否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小窩來看,當房價居高不下,或是得搬遷至偏遠地區置產,對許多想成家的青年男女,無疑是一大考驗,而延緩其成家的意願。甚至是居住的環境,不利於養育小孩,也會影響青年男女生育的意願。

以最實際的例子而言,當人行路道高低不平、甚至常被機、汽車所佔據,對於父母要推嬰兒車著實成為惱人之事。因此,我常見許多父母推著嬰兒車走上馬路,與汽、機車爭道。自然而然,青年男女就算到了適婚年齡,真的步入結婚禮堂,看著外在環境的生活品質,也會思考是否要養育下一代。

同時,自從二房金融風暴席捲全球,各國失業率飆升,對剛步入社會的青年男女,恐怕就業或保住飯碗會遠比結婚、生育來得更為重要。這對現階段的執政團隊而言,恐怕是要先恢復經濟榮景,提振青年男女的就業信心,這比單方面增加婚育政策誘因,要來得更有效。當人連肚子都顧不好時,談結婚、生育都將是不切實際。

【企業組織】

當政府提供婚育誘因後,若是企業組織不配合或消極應對,就算是再好的政策,恐怕也難具體落實。以第647期的《今週刊》(98/05/18-98/05/24出刊)就曾報導育嬰假實施的成果,發現申請的勞工不到5%,該文的小標題如此寫著:「不敢請假、補助有限,育嬰政策淪為美麗條文。」儘管許多家庭有了孩子,但考量著如果再生一胎,卻要冒相當的風險時,不少家庭會打退堂鼓,甚至是生了孩子的婦女,會在產假一結束,立即返回公司上班。若是真申請育嬰假,企業主也會陽奉陰違地私自勸說,申請育嬰假恐會造成公司人力吃緊,不如自請離職,免得公司為難。

企業組織的因素也是造成育嬰政策立意雖良善,但企業主不願配合的話,也是徒勞。更深入探索其中的相關數據,會發現政府的育嬰政策,恐只讓公部門的員工享受其利。在主計處所呈現的資料中,受私人企業僱用的勞工為公部門員工的六倍。但在2008年申請育嬰假者,有勞保身份者不過是公保身份者的兩倍。此一數據顯示出,勞工申請育嬰假者,遠不如公部門員工來得踴躍。

看似立意良善的政策,卻是欠缺相關配套措施,甚至是企業主不見得能完全配合。有的企業組織連育嬰室都沒有,好供生產後婦女可以擠乳餵養自己的小嬰兒。更甚者,許多企業組織對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所列之相關條文均不甚熟悉,也未設置專有的空間,導致婦女對於是否繼續生育存有疑問,甚至生產完後為了保有自己的工作,對於育嬰假的申請,不敢奢望。

【個人因素】


《Me世代》一書的作者珍‧特吉博士(Jean M. Twenge)指出,1970年代後出生的人,充滿自我的特色,對於自己的生活有其定見,也因此造就出「個人主義」的群體,他們對婚姻的看法也不再像戰後嬰兒潮的世代,有了喜歡的人會立即步入婚姻。 他們視婚姻不過是一紙合約,可有可無,甚至也不想要擁有家累,於是他們延遲進入婚姻的時間,甚至改以同居替代婚姻。


而「宅男/電車男」、「腐女/魚干女」、「好人」等辭彙的出現,也呈現出不少男女在社交訓練上的付之闕如,以致於都只能藉由網路與人溝通,所以要能找到適合的婚配對象,更益形困難。再加上台灣蓬勃的科技業,許多基層工程師往往每天都工作超過12小時,要他們再去撥額外的時間尋找對象,無異就是要剝奪他剩餘的睡眠時間,更遑論是否找得到可能的候選人。

一旦時間蹉跎而過,或許就如現下的許多台灣男性,開始尋找外籍配偶,要不就是得轉換個人想法以過單身貴族為其職志。如此做的原因,一是可跳過自由戀愛所強烈需要的溝通,另一則是節省時間。因為少了溝通,只要透過旅行社代為安排,看是去東南亞國家或中國,有中意的對象,先結了婚,然後再慢慢培養感情。對單身貴族而言,他也不需要花時間去跟另一半談天說地,以確認彼此是否速配,可以盡情地過自己想過的生活。

【全面性政策】

綜合以上三個因素,看不見的危機隱然成形,而這危機早在幾年前就已浮現,只是相關政策的訂定,總在危機迫在眉睫時,才端上檯面,甚至是緩不濟急。晚婚與少子的趨勢已經是台灣必然要面對的社會問題,倒金字塔型的人力結構是可預見的未來。政府恐怕不該只考慮婚育政策的誘因,或是家庭環境的營造,而是需要政經因素、企業組織、個人因素三者兼顧一起考慮。
當政府能提出好的政策、恢復經濟榮景,並且企業組織願意切實配合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裡的內涵,同時整個社會環境對於敗犬現象予以關注,營造利於兩性溝通的氛圍,或許這才能提高結婚率與生育率。光是只有頭痛醫頭,腳痛醫腳,恐怕只是徒讓美好的政策與想法流於空洞,而絲毫未能攔阻趨勢的進程。全面性地針對婚育提出上、中、下游以及點、線、面的改變措施,才能讓未成家者,夢想成家,已成家者,更想在這塊土地上生養眾多,培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。